• 目前我国与辅助生殖相关的代怀孕机构共计超过400家,其中广州、武汉等地尤为盛行,这让许多代怀孕合法化反对者的声音非常大,认为国家应该尽快出台关于禁止代怀孕行为的相关立法。那么为什么我国难以对于代怀孕行为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一方面,由于先前代怀孕行为没有实质影响全民经济和政策,因此对于代怀孕行为的研究较少。国家要立法,势必要先进行调研,根据大数据,针对现状进行整理研究后再作相应决策和规定。另一方面,代怀孕行为给我国带来的不仅是对传统观念的冲击,还有对法律定性问题的混乱和争议,随其衍生出来的各种经济活动貌似无法从现有法律体系中确立法律性质,并加以规制。

    据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晚育现象日益突出。中国的初婚年龄持续推迟,女性初育年龄也随之推迟。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0-2015年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从24.1岁推迟至26.3岁,平均生育年龄从24.8岁推迟至28.0岁。二胎政策的开放,也使得高龄孕产妇数量增多。约有6000万符合二孩标准的女性超过35岁。根据《中国高龄不孕女性辅助生殖临床实践指南》报道,女性年龄是影响生育力及妊娠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

    业内机构诚希生殖负责人告诉记者,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证据,将≥35岁定为女性生殖高龄的分界线。高龄孕产妇自然流产风险随年龄显著增加,不孕症发生率逐渐增加,妊娠率和活产率开始显著下降,各种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及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不断上升。

    “从生育权来讲,不应该非法剥夺不孕夫妇通过代怀孕技术获得子女的权利,代怀孕也有助于缓和家庭矛盾,保障人们追求幸福的权利。法律的修改要反映时代的进步,禁止代怀孕有悖于伦理、科学和生育权的进步。”优康生殖表示,代怀孕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要强调,禁止商业代怀孕,而是鼓励人道性的代怀孕。不要形成修改后的法条更加僵硬,而且不被社会所遵守。我建议对这一条要研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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